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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棣之，著名文学评论家。1940年5月生于四川新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78届研究生，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责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长期从事中西比较意义上的现当代文学、诗歌、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等，编纂图书主要有《现代派诗选》、《新月派诗选》、《何其芳全集》等。
五月阴雨的一个下午，在清华大学的一处简居里，客厅中央的“茶海”被主人用台灯的灯光从幽暗里突出出来。蓝棣之教授亲手泡上一壶安徽绿茶，茶过三巡，那些喝茶往事的片段，便在时间的脉络里被他断章成诗，随着漫长的日子漂流而来。五十年前，在四川的一个茶馆，一个突然萌生的想法带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如今，喝茶成为他夜半行文的精神依赖。
蓝棣之在四川新津长大，他的父亲创办了新津的第一所学校。“那个时候，爸爸下午下班，常带我到街口的茶馆，喝茶、休息，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孩子在茶馆里玩。记得那家茶馆就在十字路口的街角拐弯处，有很大的空间。茶馆里有很多人，这些人在茶馆里是很平等的，有来谈生意的，甚至还有‘黑社会’在这里摆是非。茶桌上、柱子上贴有各种广告，茶馆里的茶叶也是分类的。印象中，茶馆的环境、卫生都好，否则我想像我父亲这样身份的人也不会去。等到六七岁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在放学路上若是口渴，便跑去茶馆，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买果汁啊可乐啊。那个时候在我的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茶馆，只要桌子上有茶，小孩子就可以无视它的主人是谁，揭开盖子就喝。现在想，有时候喝茶的人可能刚刚泡到第二泡，人家正想喝了，就被孩子抢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成都工作的15年，成都的茶馆和成都人的悠闲给蓝棣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成都城西的少城公园，不仅有保路同志会的辛亥革命纪念碑，还有一个很辽阔的茶馆。茶馆里十分热闹，不但人多，服务也多。比较特别的是掏耳朵，师傅的技术是很高的，他手里拿着一大把掏耳勺，专门提供掏耳朵的服务。成都是个消闲的好地方，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相当发达。我想四川人的倔强正是由于这里没有经受过异族侵略者的统治和军阀混战的原因。四川人比较温和，性格里有奴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有成都这样富有代表性的四川消闲城市。在文革期间，由于批判下棋，茶馆这样供人下棋的场所，因为社会闲人常聚集于此，因此成为被摧毁的对象。现在一切又都恢复了，2004年我和妻子专门坐飞机回去喝茶、吃麻婆豆腐。赶在秋天去成都茶馆，可以在户外，还是很舒服。顺城街上的老店，现在装修得很漂亮，整整一面墙上用黄金写成的麻婆豆腐的来历。”
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最初蓝棣之并没有被大学录取，于是高中毕业的他作了工人。“工人是要过礼拜天的。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四川的一个小镇，正是诸葛亮的旱地八阵图的所在。小镇上有家茶馆，茶馆门口有许多书卖。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个地方，竟有许多顶尖的文学期刊。1958年，在四川省的一个小镇，在社会这样动荡的情况下，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利用这个茶馆，我常常是买一杯茶，在里面读书。对这些期刊的阅读，让我有了进修文学的最初想法。当时我在这些书里读到，中国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站在新诗的立场，与一些学者有过论争。尽管大家都出来批判他，他却可以一一反驳，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他有话语权。作为文学所的所长，他所在机构下有一份期刊，这就是他发表观点的阵地。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学文学，一定要有何其芳这样的话语权。有话语权、能够用权威的声音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我考研究生的动机。那时家里拥有看不到边的土地，没有经济的压力，我唯一的理想就是成为文学领域的专家。”1978年，蓝棣之心愿得偿，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如今的蓝教授，已经是清华文学研究所的所长。
“我喜欢茶馆里的气氛，找到书看是一种享受。我不喜欢和人群在一起，我不是政治家，我愿意读书写东西”。蓝棣之的老师唐弢先生在《述怀》诗中这样写道：“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这是老师的最高理想，我也喜欢这样。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都喝茶，过去在北京，不吃辣椒我就觉得没有吃饭的必要，现在喝茶也一样。喝茶后，头脑会比较兴奋活跃，适合工作。很难有茶让我睡不着，因为的确很疲劳，我从不失眠，因为我不会把问题带到床上。”
